抗战时期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组成ღ✿★，坐落在云南昆明这座边城ღ✿★。在抗战烽火中ღ✿★，这座校园成了战时的文学与精神圣地ღ✿★。就诗歌创作而言ღ✿★，这里可谓诗人群聚ღ✿★，师长辈的诗人有朱自清ღ✿★、闻一多ღ✿★、卞之琳ღ✿★、李广田等人ღ✿★，而学生辈的年轻诗人也陆续崭露头角ღ✿★，穆旦ღ✿★、杜运燮ღ✿★、郑敏ღ✿★、袁可嘉等年轻诗人亦开始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探索ღ✿★，师生辈的相互切磋ღ✿★、砥砺ღ✿★，在校园里形成一道文学风景ღ✿★。在1943年底写成的英文自传体著作《西潮》里ღ✿★，蒋梦麟讲述了战时“昆明边城”的概况ღ✿★：

　　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ღ✿★，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ღ✿★，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ღ✿★，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ღ✿★。……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ღ✿★，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ღ✿★，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ღ✿★。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ღ✿★，口袋里装满了钞票ღ✿★。物价则一日三跳ღ✿★，有如脱缰的野马ღ✿★。[1]

　　从地理形势看ღ✿★，作为边城的昆明ღ✿★，是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处ღ✿★，英属缅甸与中国云南在战时形成友好的战略关系ღ✿★，一度联手参与抗战ღ✿★。抗战初期ღ✿★，日军封锁了中国的海岸交通路线ღ✿★，导致抗战物资无法通过海路运输ღ✿★。为了解决这棘手的问题ღ✿★，中国政府与英属缅甸商谈后ღ✿★，于1938年抢修一条从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ღ✿★，这条国际运输路线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ღ✿★，使得外界的援华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战时中国的大后方零零八ღ✿★。对此ღ✿★，杜运燮以抗战史诗《滇缅公路》（1942）ღ✿★，记载下为修建与运作此运输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无名英雄们的身影ღ✿★。其组诗《机场通讯》（1942）则从内部视角ღ✿★，叙述战时“飞虎队”成员的日常生活ღ✿★，佐证了中美空军在特殊时空下的跨境合作ღ✿★。

　　此外ღ✿★，滇缅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ღ✿★，是抗战文学中较为特殊的题材ღ✿★。1941年12月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ღ✿★，中国与英军成立军事联盟ღ✿★，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ღ✿★，到了1942年2月至3月间ღ✿★，日军占据缅甸仰光后ღ✿★，开始攻打缅北ღ✿★，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盟军首次联手ღ✿★，共同抵挡日军的侵略ღ✿★。滇缅会战在对峙数月后陷入败局ღ✿★，导致十万余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迫兵分两路ღ✿★，分别向云南境内及印度方向撤退ღ✿★，除了牺牲于战役ღ✿★，不少战士在撤退期间被迫穿越缅甸野人山区（Kachin Hills）ღ✿★，最终有超过三万两千名年轻士兵葬身异域ღ✿★。由于盟军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员ღ✿★，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凯发K8ღ✿★，让外文系的大学生参军当翻译ღ✿★，满两年后可算毕业ღ✿★。为此ღ✿★，不少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子响应号召ღ✿★，从大后方到前线服务ღ✿★，为抗战贡献一份绵力零零八ღ✿★。这段新的历史体验ღ✿★，使得战时的滇缅区域得以进入诗人眼帘ღ✿★，并让诗人迅速成长ღ✿★，在现代史诗中将个人体验与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融合ღ✿★，改变了现代新诗的表现形式与面貌ღ✿★。关于滇缅战役ღ✿★，杜运燮的新诗《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ღ✿★、《林中鬼夜哭》（1945）等ღ✿★，与穆旦的诗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1943）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相互呼应ღ✿★，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这段惨痛的战时记忆ღ✿★。

　　作为南洋侨生ღ✿★，杜运燮191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霹雳州ღ✿★，1934年初中毕业后选择到中国升学ღ✿★，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艺系ღ✿★，但浙大因战火连天而迁徙贵州ღ✿★，他只好就近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ღ✿★。[2]在厦大期间ღ✿★，热爱文学的杜运燮先后选修了中文系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及“新诗习作”课ღ✿★，自此开始学写诗ღ✿★。1939年ღ✿★，杜运燮选择“弃理从文”ღ✿★，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ღ✿★。杜运燮曾说过ღ✿★：“西南联大是培育我热恋新诗ღ✿★、开始大量写诗的母亲”[3]ღ✿★，他在校期间活跃于校内的冬青文艺社ღ✿★，与一群爱好诗歌的会员开展朗诵会ღ✿★、演讲会ღ✿★，出版手抄《冬青诗抄》《街头诗页》ღ✿★。[4]1939年ღ✿★，杨刚女士经萧乾推荐ღ✿★，接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重担ღ✿★，在香港开展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ღ✿★，刊登了不少延安ღ✿★、敌后游击队及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ღ✿★，[5]而杜运燮在她的鼓励下ღ✿★，1940年起正式在报刊上发表诗作ღ✿★。

　　战争的到来ღ✿★，促使诗人重新思索诗与现实的关系ღ✿★，此时卞之琳在诗歌道路上的转型ღ✿★，一度引起杜运燮关注ღ✿★。1940年7月25日ღ✿★，杜运燮的诗作首次在香港《大公报》亮相ღ✿★，其中一首题为《“给”卞之琳ღ✿★：读〈慰劳信集〉》ღ✿★，开头第一节就提到ღ✿★：“勇敢的ღ✿★，抛下‘圆宝盒’／竟踏上多风沙的高原／仍未忘用你另一支枪／说出整个民族的心愿ღ✿★。”[6]卞之琳在1940年从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ღ✿★，他的《慰劳信集》在诗风上的“转折点”与“变”ღ✿★，在初学写诗的杜运燮看来ღ✿★，是“一个新的开始”零零八ღ✿★，并期许前辈“你会用你的枪ღ✿★，画出更多／更宏大的民族新生的史诗”ღ✿★。[7]在新诗探索的历程中ღ✿★，杜运燮观察到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因时代变化而带有“新的抒情”ღ✿★，在抗战中带有乐观昂扬之情ღ✿★，题材方面展现的是“新时代新人物群像的新风貌”[8]ღ✿★，这种变化为穆旦ღ✿★、杜运燮等年轻诗人提供了方向性启示ღ✿★，促使他们进一步思索诗与现实在战时的特殊关系ღ✿★，如何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表现形式与核心内容ღ✿★。

　　关于战争题材的诗ღ✿★，杜运燮自认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外国诗的影响ღ✿★，当时被称为“粉红色的30年代”的英国左翼青年诗人的作品传进西南联大ღ✿★，颇受年轻诗人的欢迎ღ✿★，而他个人特别喜欢奥登的诗ღ✿★。诗人奥登到过抗战前线ღ✿★，也来华访问过ღ✿★。奥登的诗集总题为《在战时》ღ✿★，共有6首序诗及27首十四行组诗ღ✿★，并附1首诗解释ღ✿★，当时卞之琳ღ✿★、穆旦等人译过其中一部分ღ✿★。杜运燮在读诗时ღ✿★，感觉这位诗人的作品特别亲切ღ✿★，并且将之视作战争题材诗的楷模ღ✿★：

　　奥登的诗当时对我具有几方面的吸引力ღ✿★。第一凯发K8ღ✿★，有如他表白过的ღ✿★，他要写同时代人的独特历史经验ღ✿★，亦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新的现实和新的感受ღ✿★，同时因思想受过欧洲左倾思潮的影响ღ✿★，其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ღ✿★，也就是现在有人说的“当代性”ღ✿★。这正适合我当时写作借鉴的需要ღ✿★。[9]

　　奥登的诗让杜运燮获得新的眼界ღ✿★，看到了抗战诗在反映社会重大现实的同时ღ✿★，也能够抒发个人的心情ღ✿★，这种西方20世纪现代诗的表现技巧ღ✿★，值得中国新诗探索者借鉴ღ✿★，因此ღ✿★，他尝试将之化为己用ღ✿★，将抗战诗在艺术层面上有所提升ღ✿★，摆脱过于直白的街头宣传式的写法ღ✿★。杜运燮开始朝这方面努力ღ✿★，从个人的独特经历中开掘带有历史经验的现实题材ღ✿★，并将所谓新的时代抒情融入诗歌创作之中ღ✿★。

　　在探索不同的诗歌形式时ღ✿★，杜运燮尝试将西方现代诗与中国新诗相结合ღ✿★，他一度以“杂交”作为譬喻ღ✿★，讲述自己为何要吸纳各种诗歌资源ღ✿★：

　　我学写诗ღ✿★，也有意识地把自己培育成一棵杂交品种的植株ღ✿★。是古典诗词传统与新诗传统ღ✿★，中国诗与外国诗ღ✿★，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广义的）等等的杂交ღ✿★，注意吸收古今中外各种风格名作的优良基因ღ✿★，避免成为“近亲繁殖”ღ✿★，“克隆诗”ღ✿★，基因老化的植株凯发K8ღ✿★。[10]

　　在杜运燮看来ღ✿★，中国新诗随着时代转变而变化ღ✿★，在过程中经历许多试验ღ✿★，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格局ღ✿★，而杂交成功的植物ღ✿★，必须适应中国土壤与气候ღ✿★，才能长期发展下去ღ✿★。1942年完成的《滇缅公路》ღ✿★，是杜运燮这时期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作ღ✿★，甫发表在昆明《文聚》杂志第1卷第1期上ღ✿★，即引起师长辈诗人的关注ღ✿★。在诗作中ღ✿★，杜运燮捕捉住坐卡车往来于滇缅公路时的深刻感受ღ✿★，并将之与旅途中的见闻结合ღ✿★，写出这首“现代史诗”ღ✿★。在诗中ღ✿★，他用拟人手法勾勒出险峻的滇缅公路ღ✿★，横跨了原野ღ✿★、草木间ღ✿★、高山ღ✿★、溪谷等地势ღ✿★：

　　师长辈的诗人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演讲时ღ✿★，曾援引杜运燮的《滇缅公路》ღ✿★，后来写成诗论《诗与建国》ღ✿★，收录在1949年出版的《新诗杂话》ღ✿★。在文章中ღ✿★，朱自清提出此时中国不仅是在应对抗战ღ✿★，也需为日后的建国做准备凯发K8ღ✿★，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工程中有所建设ღ✿★，其中滇缅公路的工程特别值得歌咏ღ✿★。同时ღ✿★，中国新诗也须应时代潮流所需ღ✿★，经历“现代化”的过程ღ✿★，特别是歌咏作为群体的无名英雄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牺牲ღ✿★。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赞颂了修筑公路的劳工们ღ✿★，即使处在“营养不足ღ✿★，半裸体ღ✿★，挣扎在死亡的边沿”的状况下ღ✿★，依旧像勤劳的蚂蚁般早起ღ✿★，“每天不让太阳占先ღ✿★，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ღ✿★，挥动起原始的／锹镐ღ✿★，不惜仅有的血汗ღ✿★，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ღ✿★，争取自由的呼吸”ღ✿★。[12]总的来说ღ✿★，这首《滇缅公路》虽然不是成熟的“现代史诗”ღ✿★，但“至少可以表示已经有人向这方面努力着ღ✿★，这是个好消息”ღ✿★。[13]

　　随着战争局势变化ღ✿★，中美之间形成新的军事合作ღ✿★，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战斗机从旧金山起飞到昆明参战ღ✿★，同年8月在昆明设立“美国志愿空军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ღ✿★，简称AVGღ✿★，绰号“飞虎队”）ღ✿★，协助中国军队加强空中作战的能力ღ✿★，以应对日军的频密空袭零零八ღ✿★。来自南洋的杜运燮抓住历史机遇ღ✿★，走出相对平静的校园ღ✿★，踏上了跨国境的参军之路ღ✿★。1942年前后ღ✿★，他先在云南昆明ღ✿★、沾益及湖南芷江机场担任“飞虎队”的一年翻译ღ✿★，随后搭乘货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ღ✿★，通过“驼峰航线”抵达印度ღ✿★，在中国驻印军蓝伽训练中心担任两年翻译ღ✿★。1942年1月至10月ღ✿★，杜运燮将自身担任“飞虎队”翻译的经历ღ✿★，写成总题为《机场通讯》的组诗[14]ღ✿★，里头既有特殊的咏物诗ღ✿★，也有几首献给盟军友人的赠诗ღ✿★，见证了战时特殊的国际友谊情缘ღ✿★。目前所见ღ✿★，组诗中最早完成的是《机场通讯ღ✿★：飞机场》ღ✿★，发表在《诗》1942年第3卷第5期ღ✿★，这首咏物诗描写的是现代化工业建筑的飞机场ღ✿★，按时间推算歌咏的大概是湘西当时新修建的芷江机场ღ✿★。杜运燮将之比拟为母亲的形象ღ✿★：“安全ღ✿★，温暖ღ✿★，胸怀上的胸怀ღ✿★，／你永远在笑ღ✿★，坚定如母亲的爱ღ✿★，／因为神鹰飞虎需要你ღ✿★，新世界将在／你身上建筑起来ღ✿★：勇猛的儿女ღ✿★，／在你怀里吃饱油ღ✿★，子弹ღ✿★，义气ღ✿★，／或者医好伤口ღ✿★，现在更开始嚎叫ღ✿★。”[15]到了1943年5月5日至12日ღ✿★，桂林版《大公报》上刊登了杜运燮后续完成的《机场通讯》组诗ღ✿★。其中ღ✿★，《机场通讯（五）ღ✿★：十五滑翔机》在前半节将冰冷的机械比拟为行动笨拙的小孩ღ✿★，“扶你ღ✿★，拉你ღ✿★，而后／你敢而能够笨拙地上天／踌躇ღ✿★，慎重ღ✿★，如学步的小孩／只看自己的双脚ღ✿★，感触气流／如母亲关切的眼光ღ✿★，你才更勇敢ღ✿★；／而且学有坚强组织的大人／竟也翻跟斗ღ✿★，潇洒地侧滑ღ✿★，／发出呼呼喘气的微响”[16]ღ✿★。这首现代化的咏物诗写得较诙谐ღ✿★，充满童趣ღ✿★。

　　在赠诗方面ღ✿★，5月10日刊出的《机场通讯（六）ღ✿★：十八给A.V.G》是直接献给中国空军美志愿大队ღ✿★，讲述美国志愿军毅然报名ღ✿★，到遥远的中国支援空军所下的决心ღ✿★：“该是看到褴褛的他们／几乎神迹地筑造起／可骄傲的历史ღ✿★，而忏悔……／但终于穿过表决ღ✿★，／照相ღ✿★，发表谈话ღ✿★，命令ღ✿★，／你们来了ღ✿★：勇敢的举手ღ✿★，／多少同伴惊服ღ✿★，当场／怎样心跳ღ✿★，而上船的日期／曾给你探险家的激动ღ✿★。”[17]5月12日刊出的《机场通讯（七）ღ✿★：十九给英国皇军空军的一个中尉》是写给一位随身带着波斯诗集《鲁拜集》的盟友ღ✿★，杜运燮对热爱文艺的他说道ღ✿★：“我们不能再峨马·卡雅姆一般／朴质ღ✿★，或只想这偏僻的小县ღ✿★，／一切都如你晚年还要离乡／一样自然ღ✿★；大民族要蜕变ღ✿★，／你的子孙要念可兴奋的历史”[18]ღ✿★，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基调ღ✿★，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会迎来光明的胜利ღ✿★。这组诗最后一首是同日刊登的《机场通讯（七）ღ✿★：二十给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少尉电台台长》ღ✿★，杜运燮以他俩的口头禅“Let me out of here”（放我出去）入诗ღ✿★，写道ღ✿★：“‘Let me out of here’与忙碌的今天／都得过去ღ✿★，要来的知道是怎样？／死的再不能讲话ღ✿★，离开我们／已经遥远ღ✿★；伤的在呻吟做噩梦……／而专家们藏在报纸／无线电后面没有出来ღ✿★，我们只好／自己描绘明天ღ✿★：／德国没有希特勒ღ✿★，／整洁的草坪小屋一样宜人”[19]ღ✿★。杜运燮在《附记》中提到这20首小诗的写作日期介于1942年1月至10月ღ✿★，即与他走出校园ღ✿★，担任“飞虎队”驻军翻译的经历直接相关ღ✿★，而他效仿奥登的做法ღ✿★，将在大后方参军的体验以组诗呈现ღ✿★。这组诗蕴含着战时新的历史体验ღ✿★，而杜运燮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及诗歌形式ღ✿★，给当时支援中国空军的美志愿大队谱写下充满时代性的“史诗”ღ✿★，并将国际视野引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ღ✿★。

　　王璞在“战时流动性”及“国际现代主义”的视角下ღ✿★，提出抗战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出现过三段“旅程”ღ✿★：1．奥登的战地行及其中国组诗ღ✿★；2．卞之琳的延安访问及《慰劳信集》ღ✿★；3．联大学生诗人们的迁徙ღ✿★、远征及穆旦的诗歌发展ღ✿★。[20]与穆旦相似ღ✿★，杜运燮的诗歌创作经历亦覆盖类似旅程ღ✿★，受过奥登及卞之琳的影响ღ✿★，并在西南联大这一文学空间ღ✿★，共享相似的外国诗歌资源ღ✿★，将之作为写诗的参照系ღ✿★。随着参军的西南联大学子逐渐增多ღ✿★，“流动的迁徙”改变了诗人们的写作状态ღ✿★，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及组诗《机场通讯》皆完成于1942年ღ✿★，勾勒出战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ღ✿★，带有一定的“史诗”性质ღ✿★，在当时受到好评ღ✿★。总的来说ღ✿★，诗歌发展与历史境遇的互动关系带有复杂性ღ✿★，而两者在碰撞之中产生新的火花ღ✿★。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在战时的碰撞ღ✿★，使其诗歌题材与表现技巧发生变化ღ✿★，而中国现代诗的版图得以拓展ღ✿★，亦与诗人的个体命运及时代潮流的变化息息相关ღ✿★。

　　从战时地理局势看ღ✿★，滇缅抗战主要牵涉几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运输线）ღ✿★、驼峰航线）ღ✿★。雷娟利在考察滇缅抗战诗词时ღ✿★，指出滇缅战场的交通线在战役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ღ✿★：

　　1942年5月ღ✿★，日军进占缅甸ღ✿★、陈兵滇西ღ✿★，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滇缅公路ღ✿★，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ღ✿★。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ღ✿★，来自北美ღ✿★、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援华物资滞留印度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ღ✿★。为了尽早扭转国内抗战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ღ✿★，中美盟军决定共同开辟“驼峰”航运ღ✿★，并同时筹划由印度雷多经缅甸北部修筑一条连接中国境内滇缅公路的计划ღ✿★，即中印公路ღ✿★。滇缅战场由此迅速扩展为中缅印战区ღ✿★。[21]

　　1941年底至1942年中旬ღ✿★，第一次滇缅会战爆发ღ✿★，在日军进攻缅甸时ღ✿★，英军与中方军队分别从印度及中国境内派遣远征军进入南洋缅甸ღ✿★，在那里与日军正面交锋ღ✿★。因缺乏协调及事前准备ღ✿★，中英军的军事联盟在战败的撤离过程中ღ✿★，不幸陷入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区ღ✿★，雨季的热带茂林到处隐藏着自然陷阱ღ✿★，加上粮食供应中断ღ✿★，不少战士在撤退中葬身于此ღ✿★。

　　据杜运燮追忆ღ✿★，在滇缅公路被日军炸毁后ღ✿★，中方与外界的陆路与海路运输线皆被切断ღ✿★，唯有依靠高风险的“驼峰航线”ღ✿★，从空中穿越喜马拉雅山区ღ✿★，在昆明及印度东北角的小镇利多（Ledo）之间往来ღ✿★，继续运输抗战物资和人员ღ✿★。当时ღ✿★，美军在利多设有航运基地ღ✿★，并在蓝伽（Ramgarh）建设了“中国驻印蓝伽训练中心”ღ✿★，专门协助中国训练军队ღ✿★，杜运燮在“飞虎队”的翻译任务结束后ღ✿★，被派遣到此地担任翻译员ღ✿★。他在1942年底搭乘货运飞机ღ✿★，先是抵达印度利多ღ✿★，再经由铁路到达加尔各答ღ✿★，在那里遇到从野人山区逃生的友人穆旦ღ✿★，向他讲述这段悲惨的滇缅战役ღ✿★，当时穆旦在加尔各答休养了3个月ღ✿★，正准备回国ღ✿★。近期发现的穆旦集外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ღ✿★，是一篇穆旦1943年自印度归国后讲述缅战经历的长文ღ✿★，连载于昆明《春秋导报》ღ✿★，署名“查良铮”ღ✿★。在这篇追忆文章中ღ✿★，穆旦讲述了他所参与的远征军第5师在野人山的茂林中撤退ღ✿★，不仅遭遇山洪爆发ღ✿★，还面临断粮之苦ღ✿★，许多同行伙伴都倒在此处ღ✿★，化作白骨ღ✿★：

　　米都发酵了ღ✿★，火柴无用了ღ✿★，背包都加重了十倍压在身上ღ✿★。没有火ღ✿★，没有光ღ✿★，天天阴暗ღ✿★。没有吃的ღ✿★，没有喝的ღ✿★，没有歇的ღ✿★，而且没有温暖ღ✿★。每日以泥足陷于水中ღ✿★，滑于泥中ღ✿★，看着同伴依次倒毙ღ✿★，走过的全是骷髅和骷髅ღ✿★，不由得会想ღ✿★，自己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吗？病好了ღ✿★，紧跟着的却是饥饿ღ✿★！饥饿还是得走ღ✿★，走吗ღ✿★，大河又阻于前ღ✿★，集体哭了ღ✿★，焦虑ღ✿★，绝望ღ✿★，挣扎ღ✿★，我们简直成了野兽ღ✿★。[22]

　　作为缅战幸存者ღ✿★，穆旦从野人山九死一生的撤退经历ღ✿★，让他充分体验到人在大自然中面临的生死搏斗ღ✿★，并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敬畏ღ✿★。抗战胜利后ღ✿★，穆旦在1945年9月提笔写下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ღ✿★，森林以阴森的口吻ღ✿★，对远离文明的人类说道ღ✿★：“欢迎你来ღ✿★，把血肉脱尽”ღ✿★，而死神也一路伴随着逃难者ღ✿★。在最后的祭歌中ღ✿★，穆旦忍不住哀悼“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ღ✿★，／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23]ღ✿★。

　　与之相比ღ✿★，杜运燮从军时在缅甸目睹的滇西缅北战役（1943年10月下旬至1945年3月）ღ✿★，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针对日军的反攻之战ღ✿★，整体的军事筹备比较充分ღ✿★，战绩也比第一次的滇缅会战（1942年2月至6月中旬）来得成功ღ✿★。杜运燮在野人山区所写下的祭歌ღ✿★，更多的是带有缅怀性质ღ✿★，或是歌颂当年那些无名战士的牺牲ღ✿★，或是反思战争的意义ღ✿★。杜运燮与穆旦皆是从西南联大参军ღ✿★，但他俩所经历过的战争体验不同ღ✿★，加上出身背景的差异ღ✿★，最终完成的“南洋”抗战诗在风格与对自然景物的描摹上有所不同ღ✿★，里头渗透着不同的个人情感与历史记忆ღ✿★。杜运燮在1943年至1945年间担任翻译时ღ✿★，经常往来于中ღ✿★、印ღ✿★、缅地区ღ✿★，他被分到总司令史迪威军部下的榴弹炮团当团部翻译ღ✿★，并在蓝伽训练中心接触到各类兵种ღ✿★。在题为《草鞋兵》的诗作里ღ✿★，杜运燮按照缅甸华侨将入缅国军叫作“草鞋兵”的称谓ღ✿★，赞颂他们在军备武器上虽然比不上被称作“皮鞋兵”的英印军队ღ✿★，但是他们身上有着坚韧的战斗精神ღ✿★：“仍然踏着草鞋ღ✿★，走向优势的武器ღ✿★，／像走进城市ღ✿★，在后山打狼般打游击ღ✿★，／忍耐‘长期抗战’像过个特久的雨季ღ✿★。”[24]

　　1943年5月ღ✿★，中印公路（又称利多公路或史迪威公路）开始修建ღ✿★，这条替代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线ღ✿★，是从印度利多途经缅甸北部密支那ღ✿★，再进入云南到昆明ღ✿★，由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共同修筑ღ✿★，而杜运燮见证了它的“从无到有”ღ✿★。1944年初ღ✿★，杜运燮跟着炮兵团ღ✿★，随着公路修建的推进而前进ღ✿★，目睹了筑路军队一路炸岩石ღ✿★、开辟原始森林ღ✿★，开辟出这条向昆明延伸的替代公路ღ✿★。在掌握驾驶技术后ღ✿★，杜运燮也兼任过军队司机ღ✿★，从利多一直驾驶到昆明ღ✿★：

　　这条路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凿的ღ✿★，一面是峭壁ღ✿★，一面是万丈深渊ღ✿★，岩石很硬ღ✿★，开凿困难ღ✿★。加上那是条战时公路ღ✿★，路修得很窄ღ✿★，很危险ღ✿★。在这条路上开车是九死一生ღ✿★，一路上到处是翻下山的汽车残骸（路上危险的景象我还要回忆一下凯发K8ღ✿★，以后陆续再谈）ღ✿★。[25]

　　随着这条中印公路的修筑ღ✿★，杜运燮多次途经缅甸野人山区ღ✿★，并写下诗作《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ღ✿★。这首“祭歌”1944年5月7日刊登在桂林版《大公报》上ღ✿★，其中一节提到ღ✿★：“沿路你们的身体仍旧／以最舒服的姿势躺着ღ✿★，凝望／茫茫的绿色ღ✿★，与曾经煮过马肉／芭蕉根的临时锅灶不再冒烟……”这些细节相信源自于穆旦的讲述ღ✿★；而这条穿越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ღ✿★，宣告了新希望的到来ღ✿★：“艰苦的季节已经过去ღ✿★，阳光／把新路渲染成像一条河流ღ✿★：／它驮负一切向东冲刷ღ✿★，歌唱ღ✿★，／越过四岛ღ✿★，与更多的力量拉手ღ✿★。”[26]相较于此前的战败ღ✿★，1943年10月下旬开展的滇西缅北战役取得较好的战果ღ✿★，因此ღ✿★，杜运燮在结尾告慰这些战士ღ✿★，他们的牺牲“引来新世界渐渐加强的凯旋歌声”ღ✿★，不会被后人给忘记的ღ✿★。

　　1945年3月ღ✿★，杜运燮沿着中印公路ღ✿★，从印度利多返回中国昆明ღ✿★，他在途经缅甸虎康河谷时ღ✿★，再度写下一首题为《林中鬼夜哭》的哀歌ღ✿★。相当特殊的是ღ✿★，这首诗选取的主人翁是在异地阵亡后化作鬼魂的日本兵ღ✿★，诗的最后一节写道ღ✿★：“死就是我最后的需要ღ✿★，再没有愿望ღ✿★，／虽然也还想看看／人类是不是从此聪明ღ✿★。／但是ღ✿★，啊ღ✿★，吹起冷风ღ✿★，让枝叶颤慄咽泣ღ✿★，／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在夜里徘徊呻吟ღ✿★。”[27]借助这鬼魂之口ღ✿★，杜运燮控诉战争剥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ღ✿★，让他们被迫在战场相互为敌ღ✿★，而普通士兵共同的愿望ღ✿★，莫过于在战场中存活下来ღ✿★，与家人团聚ღ✿★。在另一首《悼死难的“人质”》的祭歌ღ✿★，杜运燮亦站在全人类的维度ღ✿★，质疑战争的意义ღ✿★：“我们都是痛苦的见证者ღ✿★：／又一次人类在用心扮演／热闹的悲剧ღ✿★，又一次万千／善良的心灵被撕裂ღ✿★。”[28]由此可见ღ✿★，杜运燮对于战争的思考是超越国界ღ✿★，直接对人性展开批判ღ✿★，并对同样在异国牺牲的他国鬼魂ღ✿★，给予理解之同情ღ✿★，感叹人性在战火中沦为“工具”ღ✿★，被迫相互杀戮ღ✿★。

　　抗战胜利前夕ღ✿★，杜运燮于1945年8月10日晚写下《无名英雄》ღ✿★，向在战火中牺牲的英雄致敬ღ✿★：“啊ღ✿★，你们才是历史的生命ღ✿★，／人性庄严的光荣的化身ღ✿★。／太伟大的ღ✿★，都没有名字ღ✿★，／有名字的才会被人忘记ღ✿★。”[29]这些无名英雄的牺牲ღ✿★，使得全人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ღ✿★。虽然“建造历史的要更深地被埋在／历史里ღ✿★，而后燃烧ღ✿★，给后来者以温暖”ღ✿★，但他们的牺牲将留在人类胜利的史页里ღ✿★，后人将永远缅怀他们ღ✿★。杜运燮穿梭在中缅印地区时ღ✿★，想必经常目睹牺牲的战士们ღ✿★，死后被遗弃在路旁的场景ღ✿★。1946年ღ✿★，他在《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上发表组诗ღ✿★，总题《太伟大的ღ✿★，都没有名字》ღ✿★，下边收录了《游击队歌》《号兵》《林中鬼夜哭》《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4首诗ღ✿★。其中ღ✿★，《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里的死者只有卑微的要求ღ✿★，即“给我一个墓ღ✿★，／黑馒头般的墓凯发K8ღ✿★，／平的也可以ღ✿★，／像个小菜圃ღ✿★，／或者像一堆粪土ღ✿★，／都可以ღ✿★，都可以ღ✿★，／只要有个墓ღ✿★，／只要不暴露／像一堆牛骨”[30]ღ✿★，他这类诗使用的语言风趣ღ✿★、质朴ღ✿★，但呈现的内容相当沉重ღ✿★，算是带有讽刺意味的“祭歌”ღ✿★。

　　杜运燮在1940年至1946年间的诗歌创作ღ✿★，离不开战争环境的影响ღ✿★。身为南洋侨生ღ✿★，他在厦大因缘巧合接触到新诗创作ღ✿★，转学至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后ღ✿★，在校园里受到各种熏陶ღ✿★，开始认真地对待中国新诗的创作ღ✿★。1942年起ღ✿★，他选择到前线服务ღ✿★，先后在中国昆明ღ✿★、缅甸及印度等地的军事基地工作ღ✿★，为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英美盟军及中国军队提供翻译服务ღ✿★。钱理群谈论1940年代文学研究时ღ✿★，曾提到ღ✿★：

　　中国抗日战争ღ✿★，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ღ✿★，不仅与日ღ✿★、德法西斯对立ღ✿★，和同盟国苏ღ✿★、美各国都产生复杂关系ღ✿★。广泛的国际来往与文化ღ✿★、文学交流ღ✿★，赋予1940年代的文学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ღ✿★，影响更为深远ღ✿★。[31]

　　杜运燮在西南联大时期接触到各种外国诗ღ✿★，其中英国诗人奥登对他的影响最大ღ✿★。随后ღ✿★，在担任三年驻军翻译期间ღ✿★，杜运燮见证了美国志愿空军大队（“飞虎队”）支援中国空军ღ✿★，其组诗《机场通讯》里的咏物诗及赠诗ღ✿★，是少数从内部视角叙述“飞虎队”事迹的抗战诗ღ✿★。另外ღ✿★，滇缅战役涉及的地域涵盖云南昆明ღ✿★、缅甸及印度ღ✿★，而英美盟军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后ღ✿★，在此区域与中国军队携手抗日ღ✿★。杜运燮驻扎在印度期间ღ✿★，见证了中印公路的修筑ღ✿★，这条新的国际运输线横跨原本属于无人区的野人山ღ✿★，将印度利多与昆明连接ღ✿★，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滇缅公路ღ✿★。对于诗人而言ღ✿★，杜运燮将这些新的历史体验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融为一体ღ✿★，使其诗歌蕴含了独特的国际视野ღ✿★。[32]

　　1946年10月ღ✿★，杜运燮的首部诗集《诗四十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ღ✿★，并在两年后再版ღ✿★，当时杜运燮人在新加坡ღ✿★，但一直与中国诗坛保持联系ღ✿★。唐湜在诗评《杜运燮的〈诗四十首〉》中提到ღ✿★，新诗在杜运燮手中ღ✿★，有着不同的走向ღ✿★：

　　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ღ✿★。一般说来ღ✿★，中国的诗坛似乎还滞留在浪漫主义的阶段上ღ✿★，杜运燮却是少数例外的一个ღ✿★。诗在他的手里更年轻ღ✿★、大方了ღ✿★，更新鲜也更活泼了ღ✿★，创造力随着丰富的想象也更向前跃进了ღ✿★。[33]

　　唐湜与朱自清肯定了杜运燮的新诗探索之道ღ✿★，他俩不约而同地指出零零八ღ✿★，这是可喜的起点ღ✿★，而更丰富的史诗似的收获ღ✿★，还需要新一代诗人继续努力开拓ღ✿★。1947年至1950年ღ✿★，杜运燮先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零零八ღ✿★。1951年返回中国前ღ✿★，他以笔名“吴进”在香港学文书店出版了散文集《热带风光》[34]ღ✿★，讲述自身的热带生活经验ღ✿★，兼述在地的民俗知识ღ✿★，算是正式成为中国归侨文人前的“告别之作”ღ✿★。迟至1984年ღ✿★，杜运燮在新加坡文学书屋出版《南音集》ღ✿★，这是他的1940年代诗作的第二本结集ღ✿★，收录了他在昆明（中国西南部）ღ✿★、印度（南亚）及新加坡（东南亚）所写的其他诗作ღ✿★。

　　[2]杜运燮ღ✿★：《答香港彦火先生问》ღ✿★，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凯发K8ღ✿★，第278～279页ღ✿★。

　　[3]杜运燮ღ✿★：《我和英国诗》凯发K8ღ✿★，《外国文学》1987年第5期ღ✿★，见游友基选编《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ღ✿★，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ღ✿★，第171页ღ✿★。

　　[5]罗孚ღ✿★：《杨刚ღ✿★、〈文艺〉和香港文坛》ღ✿★，见罗孚《南斗文星高——香港文人印象》ღ✿★，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ღ✿★，第89页ღ✿★。

　　[6][7]杜运燮ღ✿★：《“给”卞之琳ღ✿★：读〈慰劳信集〉》ღ✿★，《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7月25日第8版ღ✿★。

　　[8]杜运燮ღ✿★：《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浅议卞诗道路上的转折点》（1989）ღ✿★，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ღ✿★，第243页ღ✿★。

　　[9]杜运燮ღ✿★：《在外国诗影响下学写诗》ღ✿★，《世界文学》1989年第6期ღ✿★，见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ღ✿★：杜运燮诗文选》ღ✿★，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ღ✿★，第267页ღ✿★。

　　[11]杜运燮ღ✿★：《滇缅公路》ღ✿★，《文聚》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ღ✿★，见杜运燮《南音集》ღ✿★，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年版ღ✿★，第19页ღ✿★。

　　[12]杜运燮ღ✿★：《滇缅公路》ღ✿★，《文聚》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ღ✿★，见杜运燮《南音集》ღ✿★，第18页ღ✿★。

　　[13]朱自清ღ✿★：《诗与建国》ღ✿★，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ღ✿★，第352页ღ✿★。

　　[14]相关诗作的发现ღ✿★，可参阅李光荣《杜运燮ღ✿★：“飞虎”翻译与“机场诗歌”》ღ✿★，《抗战文化研究》2015年版及《杜运燮所佚组诗〈机场通讯〉初读札记》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2期ღ✿★。

　　[16]杜运燮ღ✿★：《机场通讯（五）ღ✿★：十五滑翔机》ღ✿★，《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5日第4版ღ✿★。

　　[17]杜运燮ღ✿★：《机场通讯（六）ღ✿★：十八给A.V.G.》ღ✿★，《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0日第4版ღ✿★。

　　[18]杜运燮ღ✿★：《机场通讯（七）ღ✿★：十九给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中尉》ღ✿★，《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2日第4版ღ✿★。

　　[19]杜运燮ღ✿★：《机场通讯（七）ღ✿★：二十给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少尉电台台长》ღ✿★，《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2日第4版ღ✿★。

　　[20]王璞ღ✿★：《“地图在动”ღ✿★：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ღ✿★，《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ღ✿★。

　　[22]参阅李煜哲《从“苦难”到“祭歌”ღ✿★：穆旦的缅战经历叙述之变——从穆旦集外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说起》ღ✿★，《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ღ✿★。

　　[23]穆旦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ღ✿★，见《穆旦诗文集》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ღ✿★，第148～149页ღ✿★。

　　[25]杜运燮口述ღ✿★：《西天缘》ღ✿★，附于杜海东《不是序——书前的话》ღ✿★，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ღ✿★，第1～5页ღ✿★。

　　[26]杜运燮ღ✿★：《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ღ✿★，《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5月7日第4版ღ✿★。

　　[31]钱理群ღ✿★：《“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ღ✿★。

　　[32]关于这方面的讨论ღ✿★，可参阅王润华《海上丝（诗）路与海外“五四新诗学”之建构》（2017年）ღ✿★，见王润华ღ✿★、潘国驹主编《五四在东南亚》ღ✿★，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9年版ღ✿★，第122～123页ღ✿★。

　　[33]唐湜ღ✿★：《杜运燮的〈诗四十首〉》ღ✿★，原载《文艺复兴》1947年9月号ღ✿★，见游友基选编《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ღ✿★，第264页ღ✿★。

　　[34]关于散文集《热带风光》的讨论ღ✿★，可参阅钟怡雯《跨越国境ღ✿★：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ღ✿★，《东吴学术》2020年第6期ღ✿★。货运公司ღ✿★，航运业ღ✿★。K8凯发旗舰厅(中国)官方网站ღ✿★。凯发k8国际官网ღ✿★，凯发手机appღ✿★。